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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洪权:论元代采诗的新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 次 更新时间:2018-11-19 07:31:47

进入专题: 元代采诗  

史洪权  

   内容提要:先秦至宋金时期,采诗经历着非常缓慢的渐变过程。《唐御览诗》的编纂,意味着文学审美成为新的动机;金末王郁的行为,标志着民间采诗人的出现,但两者只是个案。元朝以大根脚家族垄断高官显爵,中下层品官多自掾吏入流为核心的铨选制度及其鲜明的族群歧视色彩,颠覆了南方士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人生选择,也造就了采诗的突变:其行为主体变更为南人等级的诗人,范围缩减为单个或多个区域,动机则趋于商业化和文学化。这种变革并没有随着元朝的灭亡而完全消失,采诗成为了明清士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影响了后世总集的编纂。

   关 键 词:南人  诗人  区域化  商业化  文学化

  

   从官方的正式制度到民间的自发行为,采诗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元朝作为演进的关键阶段,其采诗呈现出迥异于前的风貌。目前学界对此论题的研究,或偏重于描述采诗的渊源与流变,或关注元代采诗之状况、特质与价值,皆有创辟之功①。然该题所涉甚夥,且前人立论亦多可商榷处。本文拟在重新梳理先秦至宋金时期采诗流变的基础之上,重点考察元代采诗在行为主体、区域和动机等方面的变革及其深层原因,进而揭示此种变革对于明清文人及文学的影响。

  

先秦至宋金时期的采诗


   学界对于先秦时期的采诗,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就其行为主体而言,无论是属于官员序列的行人或遒人,还是平民身份的年长男女,他们采诗均来自于朝廷的派遣。就行为动机而言,“观风知政”说最受推崇。先秦时期的民众往往通过诗歌谣谚等文艺形式来表达对于时政的见解。上层统治者欲了解施政的得失,采诗无疑是行之有效的途径。因此,采诗具有明确为政治服务的特性。就行为区域而言,统治者需要了解各地的风土民情,而其人力、财力与物力亦足以支持全国性的巡访,故采诗基本实施于整个王朝的统治疆域之内。

   两汉的采诗与先秦相比,在采诗主体上有所改变。《汉书·艺文志》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②余冠英对此有所阐释:“其实立乐府是小事,采诗才是大事。乐府担负了采诗的任务,才值得大书特书。”③乐府的设立只是意味着采诗主体的部门化,并没有改变采诗的政治属性。

   《汉书·礼乐志》“采诗夜诵”师古注云:“采诗,依古遒人徇路,采取百姓讴谣,以知政教得失也。”④汉平帝即位,王莽为文饰太平,分遣使者搜采颂歌。汉和帝时,使者们微服单行,各赴州县观采风谣。这说明采诗依然是汉代统治者关注舆情,了解施政得失的政治工具。

   既然朝廷差遣使者巡行天下,则汉代的采诗理应覆盖全国。《汉书·艺文志》存有《吴楚汝南歌诗》15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9篇、《邯郸河间歌诗》4篇、《齐郑歌诗》4篇、《京兆尹秦歌诗》5篇及《南郡歌诗》5篇等诸多乐歌集,可证“代赵之讴,秦楚之风”并非特指代、赵、秦、楚四地之风谣,而是以局部代整体的表述方式⑤。

   魏晋以降,采诗作为制度存在与否至今尚有争议,使者采诗的记录却是不绝于书。北魏献文帝“虑独见之不明,欲广访于得失,乃命四使,观察风谣”⑥。《沙州都督府图经》(伯2005号)末题“右唐载初元年四月,风俗使于百姓间采得前件歌谣,具状上讫”⑦。北宋文彦博采知州魏瓘《感怀诗》进呈天子,魏氏得以升任开封府尹,并加龙图阁学士⑧。使者采诗的存在,直接刺激了文学创作,如梅尧臣《田家语》小序:“因录田家之言次为文,以俟采诗者云。”⑨周紫芝有诗题径曰《七闽山中竹,皆有实,多至万斛,民赖以食,岁且不饥。作乐府短歌,以纪异事,将以俟采诗者择焉,盖诗人之职也》⑩。然就其性质而言,使者采诗延续着先秦两汉的传统,仍是官方行为。

   采诗动机的变化,似肇始于《唐御览诗》的编纂。陆游跋曰:“右《唐御览诗》一卷,凡三十人,二百八十九首,元和学士令狐楚所集也。案:卢纶墓碑云:‘元和中,章武皇帝命侍丞采诗第名家,得三百一十篇,公之章句奏御者居十之一。’”(11)《御览诗》原选诗歌311首,现存286首,除边塞诗外,几无直接反映现实矛盾和民生疾苦的作品。其整体亦呈现轻艳富赡的风格。明许学夷曾述其观感云:

   予初见《御览诗》,以为皆初、盛唐台阁冠冕之制。及读其诗,乃大历以后人,不知名者居半,且其诗多纤艳语,而实非正变,僻调亦往往见之。毛晋云:“章武帝命采新诗备览,学士汇次名流,选进妍艳短章三百有奇。”则斯集可知。(12)

   傅增湘则从传统诗学观出发,对令狐楚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楚厕身禁近,奉命采进,宜准风雅遗规,关于讽刺鉴戒之作,如杜甫、鲍防、白居易、元稹、韩愈、李绅诸人,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而乃专录此轻艳浮靡之词,以导上于游佚,其失职甚矣。(13)

   许、傅的批评,说明《唐御览诗》的编选背离了“采诗观风”的传统动机。令狐楚奉旨采诗,基本秉持两种标准:一是迎合唐宪宗的审美需求。宪宗素喜卢纶诗,尝命中书舍人张仲素搜访遗文。于是,卢纶诗被采选三十二首,几占选本的十分之一;二是符合自身的审美取向。四库馆臣评《唐御览诗》云:“而今(令狐楚)所传诗一卷,惟《宫中乐》五首,《从军词》五首,《年少行》四首,差为可观,气格色泽,皆与此集相同。盖取其性之所近……故此集所录如卢纶《送道士诗》、《驸马花烛诗》,郑鏦《邯郸侠少年》诗,杨凌《阁前双槿》诗,皆颇涉俗格,亦其素习然也。”(14)所言甚是。此次采诗虽奉钦命,然动机则趋近于文学审美,寔为采诗演进史的关键性事件。

   南宋晚期,李龒论毛珝诗云:“柯山毛元白,诗人之秀者也。通今达古,蓍蔡后生,采诗之家得其一二,如宝肆中犀璧混于螺月。”(15)毛珝诗熏染于晚宋的江湖风气,多为个人情感的抒写。钱锺书评价毛珝,也是从“才力”而非思想着眼(16)。此处的“采诗之家”究为何指,我们已无法做出精准的判断。但他们对于“诗人之秀”——毛珝的推重,似采用了文学而非政治的标准。

   采诗主体的变更发生较晚。明确以民间诗人的身份自发从事采诗者,当推金朝末年的王郁。郁字飞伯,大兴(今属北京)人。金哀宗正大年间以布衣行走于公卿间,名动京师。翰林应奉李献能有《题飞伯诗囊》诗,自注:“飞伯以布为囊,采当世名卿诗投其中。”(17)王郁之灵感实渊源于李贺:“(贺)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18)两者的区别,仅在于李贺所投为一己之作,王郁所投为他人之作。然李献能以行为动机为标准,进行了价值评判:“呕心大胜奚奴锦,要与风人付管弦。”他将王郁置于李贺之上,体现着其对前者的高度认同,即王郁虽是布衣,却主动承担了官方的采诗职责,其行为符合传统的采诗之义。

   纵观先秦至宋金时期的采诗,其行为主体和动机确实发生着变化,然而这种变化是极其缓慢的、个案式的,这也意味着采诗在元代的变革与复兴并非历史演进的必然产物,而应与元朝的某些社会和历史特质密切相关。

  

元代采诗的行为主体和区域


   元朝统一中国,其最高政治目标是延续蒙古人的“少数统治”。基于此,元代诸帝尊奉种族主义为治国准则,推行根脚制度和族群等级制度。南人知识分子成为该体制的最大受害者,不仅失去了两宋以来的统治权力和社会荣誉,部分士人还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不得不转而从事原本不屑一顾的各种职业(19)。采诗在元代的勃兴,即源于南人知识分子命运的根本性改变。

   元代的采诗可分为使者采诗和民间采诗两种类型。吴澄《故承务郎湖南岭北道肃政廉访司经历范亨父墓志铭》云:“宪台又改擢福建闽海道知事。闽俗本污,而文绣局取良家子为闽工,无别莫甚。嫉之悯之,作歌诗一篇,具述其弊。宪长采之以闻于朝,缘是其弊遂革。”(20)杨维桢《金信诗集序》曰:“今天子制礼作乐,使行天下采风谣入国史,东州未有应之者,吾将以信似之。”(21)表明使者采诗并非仅仅活跃于文人墨客的追思和臆想之中,而是客观现实。然与民间采诗相比,则令人有小巫见大巫之感。

   赵文论及本朝民间采诗之盛,称“今采诗者遍天下”(22)。刘将孙亦云:“近年不独诗盛,采诗者亦项背相望。”(23)两人感慨中的“今”、“近年”特指元前中期,但他们所描述的现象却与整个元朝相始终。此处的“采诗者”已不再作为观风使者的代称,而是泛指活跃于民间,以采诗为志业或职业的个体。这些采诗者往往具有双重身份:南人与诗人。如杨镒,字显民,南昌进贤人,“所学名家,尤精于诗,号清白先生,有《清白斋集》”(24);杨铸,字季子,其学“本乎伯兄显民先生。故所为诗体裁风致,若出一律,醇厚典则,浸浸乎汉魏,盖不多让”(25);彭丙翁,“安成诗人也”(26)。南人是其在元代族群等级制度下具有的阶层身份;诗人是其自我选择的文化身份。

   采诗者皆是南人,缘于元代具有浓厚歧视色彩的铨选制度。元朝未行科举之前,人之仕进惟三途:“一由宿卫,一由儒,一由吏。由宿卫者言出中禁,中书奉行制敕而已,十之一;由儒者则校官及品者,提举、教授出中书,未及者则正、录而下出行省、宣慰,十分一之半;由吏者省台院、中外庶司、郡县,十九有半焉。”(27)仁宗复行科举之后,其体制略有调整:“凡入官者,首以宿卫近侍,次以吏业循资。盖近侍多世勋子孙,吏业多省台旧典。自此,或以科举,或以保荐。”(28)然大根脚家族垄断高官显爵,中下层品官多自掾吏入流的用人政策基本贯穿了整个元朝。南宋灭亡最晚,依蒙古惯例,其居民成为中国境内的第四等级——南人。元制“铨选优视中州人……中州人遂布满中外,荣耀于时。唯南人见阨于铨选。省部枢宥、风纪显要之职,悉置而不用,仕者何寥寥焉”(29)。

   回溯至南宋中晚期,士人群体已经出现显著的分化。王水照先生以科举入仕为标准,将南宋士人约略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大门类。南宋科举若以其管辖区域与录取人数相权衡,其比例远高于任何一朝,却仍不能满足需求,导致大量游士、相士、医士等江湖士人群体纷纷涌现(30)。元代南人的仕路梗塞,进一步加剧了士人的分化。时人徐明善对此颇为感慨:“而凡士者又往往不堪其闲。有去而技术鸣者,有去而贾取赢者,有去而结绶于刀笔,辇金于纵横者。”(31)黄溍更是惊叹:“呜呼!四民失其业久矣,而莫士为甚。”(32)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的南方士人在元朝铨选体制下,几无可能延续“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必须自愿或被迫实现分流,区别只在于选择哪条道路而已。

   个别学者认为采诗人是元代废除科举、薄待儒生的产物。这种观点有悖于事实。北方废除科举远较南方为早,现存文献却没有汉人采诗的记录。细考量之,金朝早有以吏取士的政策,且较南宋早亡40余年,汉人虽然屈为第三等级,但对蒙元铨选制度已较为适应。何荣祖、畅师文、郭贯等名臣皆由吏发身,以至宰执的高位。而其他士人出任中下层的品官也远较南人容易。恰如元人宋禧所言:“人才之产于大江以北者,布之职位而有余。南方山泽之间,怀抱德艺,用之未及,而佚于其下者,固多也。”(33)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采诗人产生自南人,成为新的江湖士人群体,乃势之必然。

采诗人来自于诗人,则出自现实的需要。采诗人的工作大体分为采与选两个步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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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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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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